[萬聖節] 萬聖節的鎮壓:當恐懼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
【評論 | 王丹： 萬聖節的鎮壓：當恐懼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】10月26日和27日晚上，上海的壹些 #萬聖節 活動場所，如巨鹿路和中山公園，成為了當局維穩政策的目標。警方逮捕了很多身著萬聖節服裝的人，甚至連裝扮成佛祖的人也沒能幸免 https://t.co/zW1s4eszvP— 自由亞洲電台 (@RFA_Chinese) October 28, 2024
王丹評論：
10月26日和27日晚上，上海的壹些萬聖節活動場所，如巨鹿路和中山公園，成為了當局維穩政策的目標。警方逮捕了很多身著萬聖節服裝的人，甚至連裝扮成佛祖的人也沒能幸免。在這場戲劇般的突襲行動中，真正令人恐懼的，不是那些戴著鬼怪面具的年輕人，而是身穿制服、制止活動的警察。他們成為了萬聖節最真實的“鬼怪”，象征著對個體自由的壓制。這種現象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壹種深層次問題：恐懼正逐漸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。
“自我實現的預言”這壹概念最早由社會學家羅伯特·默頓提出，指的是當人們對某個事件或情境產生特定的預期，這種預期會導致行為發生變化，從而使原本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件或結果最終成真。換句話說，人們對未來的恐懼或期待，會引導他們采取某些行動，而這些行動最終會促使所預見的結果發生。
在中國，當局對公眾聚集活動表現出的極度敏感，正是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在政治治理中的壹個典型表現。每當有大規模集會或公眾活動出現，政府通常會采取極端措施進行壓制，仿佛這些集會必定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定。事實上，很多活動，如萬聖節慶祝等，本質上並無政治訴求，參與者更多是為了娛樂、社交與自我表達。然而，政府的恐懼和不安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，使得原本和平的活動成為了潛在的抗議和對抗的場所。
中國政府對任何形式的公眾集會都抱有高度警惕。這種警惕背後的核心，是對“群體”的恐懼，尤其是對未經控制的人群。人群在集體中獲得了某種力量，而這種力量在當權者眼中是不可預測且存在潛在危險的。因此，哪怕是諸如萬聖節這樣並無政治意圖的活動，也成為了需要“維穩”的目標。這種對集會的恐懼恰恰反映了當局的缺乏自信，以及對社會控制力的深刻不安。
中共當局的這壹行為模式可追溯到多次歷史性事件，從上世紀80年代的民主運動，到近年來的零星抗議和社交媒體上的不滿表達。每壹次，當民眾展現出團結和集體行動的跡象，政府都會迅速采取壓制措施。中共的思路似乎是：任何形式的聚集，無論其初衷多麼無害，都有可能轉化為對政權的挑戰。因此，所有的聚集都必須在萌芽階段被扼殺。
然而，這種壓制政策並非無成本。它產生了幾個明顯的後果。首先，年輕人的反抗心理會隨之增長。當前的中國，年輕壹代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心理負擔，他們迫切需要發泄和表達自我的途徑。對他們而言，萬聖節等節日是壹個暫時逃離現實的機會，而政府的過度反應只會激發他們的反感和逆反心理，尤其是當他們對比台灣等地的開放社會時，這種對比只會更加刺激他們的反抗情緒。
其次，壓制的常態化有可能讓人們逐漸習慣被鎮壓，這可能是壹個更為嚴重的後果。當鎮壓成為常態，人們的反抗意志可能逐漸被消磨殆盡，社會變得更加沉悶和壓抑。然而，這種沉默並不意味著社會問題的消失，而是危機的潛伏。壹旦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達到臨界點，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動蕩。第叁，這種不斷加強的政治打壓會給政府自身帶來巨大的治理成本。每壹次壓制行動，都會使得下壹次鎮壓的標准提高，從而形成壹個惡性循環。壹旦開始進行壓制，就很難找到合理的理由停止，因為任何松懈都可能被視為軟弱。最終，政府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去維持穩定，而這種成本對社會整體的長期發展是極其不利的。
總之, 當恐懼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，政府的高壓政策反而加劇了社會的不安與分裂。當前的中國政府選擇了用恐懼去管理社會，而這種恐懼，或許終將成為它自身崩潰的導火索。
（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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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，我來說幾句
王丹評論：
10月26日和27日晚上，上海的壹些萬聖節活動場所，如巨鹿路和中山公園，成為了當局維穩政策的目標。警方逮捕了很多身著萬聖節服裝的人，甚至連裝扮成佛祖的人也沒能幸免。在這場戲劇般的突襲行動中，真正令人恐懼的，不是那些戴著鬼怪面具的年輕人，而是身穿制服、制止活動的警察。他們成為了萬聖節最真實的“鬼怪”，象征著對個體自由的壓制。這種現象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壹種深層次問題：恐懼正逐漸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。
“自我實現的預言”這壹概念最早由社會學家羅伯特·默頓提出，指的是當人們對某個事件或情境產生特定的預期，這種預期會導致行為發生變化，從而使原本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件或結果最終成真。換句話說，人們對未來的恐懼或期待，會引導他們采取某些行動，而這些行動最終會促使所預見的結果發生。
在中國，當局對公眾聚集活動表現出的極度敏感，正是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在政治治理中的壹個典型表現。每當有大規模集會或公眾活動出現，政府通常會采取極端措施進行壓制，仿佛這些集會必定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定。事實上，很多活動，如萬聖節慶祝等，本質上並無政治訴求，參與者更多是為了娛樂、社交與自我表達。然而，政府的恐懼和不安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，使得原本和平的活動成為了潛在的抗議和對抗的場所。
中國政府對任何形式的公眾集會都抱有高度警惕。這種警惕背後的核心，是對“群體”的恐懼，尤其是對未經控制的人群。人群在集體中獲得了某種力量，而這種力量在當權者眼中是不可預測且存在潛在危險的。因此，哪怕是諸如萬聖節這樣並無政治意圖的活動，也成為了需要“維穩”的目標。這種對集會的恐懼恰恰反映了當局的缺乏自信，以及對社會控制力的深刻不安。
中共當局的這壹行為模式可追溯到多次歷史性事件，從上世紀80年代的民主運動，到近年來的零星抗議和社交媒體上的不滿表達。每壹次，當民眾展現出團結和集體行動的跡象，政府都會迅速采取壓制措施。中共的思路似乎是：任何形式的聚集，無論其初衷多麼無害，都有可能轉化為對政權的挑戰。因此，所有的聚集都必須在萌芽階段被扼殺。
然而，這種壓制政策並非無成本。它產生了幾個明顯的後果。首先，年輕人的反抗心理會隨之增長。當前的中國，年輕壹代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心理負擔，他們迫切需要發泄和表達自我的途徑。對他們而言，萬聖節等節日是壹個暫時逃離現實的機會，而政府的過度反應只會激發他們的反感和逆反心理，尤其是當他們對比台灣等地的開放社會時，這種對比只會更加刺激他們的反抗情緒。
其次，壓制的常態化有可能讓人們逐漸習慣被鎮壓，這可能是壹個更為嚴重的後果。當鎮壓成為常態，人們的反抗意志可能逐漸被消磨殆盡，社會變得更加沉悶和壓抑。然而，這種沉默並不意味著社會問題的消失，而是危機的潛伏。壹旦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達到臨界點，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動蕩。第叁，這種不斷加強的政治打壓會給政府自身帶來巨大的治理成本。每壹次壓制行動，都會使得下壹次鎮壓的標准提高，從而形成壹個惡性循環。壹旦開始進行壓制，就很難找到合理的理由停止，因為任何松懈都可能被視為軟弱。最終，政府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去維持穩定，而這種成本對社會整體的長期發展是極其不利的。
總之, 當恐懼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，政府的高壓政策反而加劇了社會的不安與分裂。當前的中國政府選擇了用恐懼去管理社會，而這種恐懼，或許終將成為它自身崩潰的導火索。
（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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